來源：懶熊體育 作者曹思頎
哪怕在熱點頻出的冬奧期間，中國女足也搶足了頭條和風頭。
時隔16年第一個亞洲冠軍、連續3場逆轉的神劇情、和中國男足截然不同的比賽過程和結果、中國體育報道歷史上少見的空地視頻通話連線……
不過對于更廣大的受眾來說，可能中國女足仍然只是一個抽象的和“勝利”、“冠軍”相結合的概念。關于女足，這里有9個可能你最關心的問題，以及背后反映出的女足運動變化。
Q1：女足球員的收入從哪來？
這應該是今天討論最多的話題。
收入可以整體分為日常收入+大賽獎金兩部分。
在中國女足亞洲杯奪冠后，大賽獎金被擺在了明面上。除亞足聯發言人此前透漏的賽事冠軍獎金100萬美元（約合636萬人民幣）外，中國之隊官方合作伙伴蒙牛乳業宣布給予女足1000萬元現金獎勵，支付寶則公布了一筆1000萬元（球員）+300萬元（教練團隊）的獎金。
顯然，這是一筆大錢。
除去這筆巨款，姑娘球員們的日常收入情況如何呢？
整體可以分為三個部分：體育局基礎工資和獎金+國家隊補貼+俱樂部比賽獎金收入。
其中“體育局基礎工資和獎金”是相對特殊的，畢竟中國男足隊員們沒有此部分收入。但在沒有獎金（一般來自全運會等比賽）的情況下，體制內的基礎工資可以理解為相對普通的。
在“國家隊補貼”部分，根據中國足協2020年5月公布的《10年10億女足支持計劃首年資金使用對賬單》顯示，2019年共有2000萬元用于“各級國家隊及隊員的激勵保障計劃”，包括各類女足大賽獎勵計劃、女足運動員各類集訓補貼等項目。
也就是說，一名女足國家隊國腳在2019年平均在國家隊取得的補貼收入可以以“十萬”作為數量級單位。不過，由于中國足協并未公布2020年“對賬單”，因此這部分收入在2020和2021年是否受到影響，在沒有進一步采訪或公開信息出現前，嚴格意義上無從判斷。
至于“俱樂部比賽獎金收入”這部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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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沒有公開數據或球員本人采訪，我們選擇采取一種迂回的方式，通過對比俱樂部投入的方式進行推算。
Q2：女足俱樂部，生存狀況如何？
關于這個問題，有具體數據的可靠公開信息并不多。我們找到了一份國際足聯2021年5月發布的名為《FIFA Benchmarking report – Women‘s football》的報告，以及《中國新聞網》2021年2月關于北京女足的一篇媒體報道。
第一份報告的統計周期是疫情前的2019賽季，可以提煉出兩個關鍵信息：
1、俱樂部平均年收入為110萬美元（折合人民幣約700萬元），其中46%計為來自“贊助”、26%計為來自“協會”、22%計為來自“其他”
2、總支出的56%用于球員薪資
▲報告截圖（注：FIFA在此報道后半部分單獨用文字說明了統計的營收數據來自2019-20/2019賽季）
第二份新聞報道中，采訪時間發生在2021年年初。報道中寫道：
“于允（北京女足主教練）算了一筆賬，以北京女足的班底，除去其他運營費用，在隊伍中投入1500萬，就能維持在女超前6名水平。投入2500萬至3000萬，則是前3的配置。”
與此可以得出兩個結論：
1。對比兩份數據可以看出，即使在疫情之后，女超俱樂部的投入也遠高于2019賽季的平均收入（注：女超2019賽季共有8隊，2020賽季擴軍至10隊）
2。如果按照2019賽季的投入比例（56%）計算，女超排名前6的俱樂部每個賽季在球員薪水這一科目的總支出在840萬-1680萬之間）。那么平均到每名上場球員的收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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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基本可以用“十萬”為單位。
Q3：所以女足還在“過苦日子”嗎？
當然不是。
綜合前面的內容，再次把女足球員的三塊收入相加：
體育局基礎工資和獎金（基本）+國家隊補貼（十萬數量級）+俱樂部比賽獎金收入（十萬數量級）
基本可以得出一個結論：國家隊球員日常年收入在幾十萬至一百萬區間。
收入高嗎？至少不符合長期以來“女足待遇低”這個刻板印象，不窮了。
即便對于沒有進入國字號、或者效力于次級聯賽的球員來說，也有來自體制內的基本工資。用一位前女甲（第二級別）球員在2020年7月告訴我們的話說：“工資是夠自己開銷的，吃飯住宿都在隊里。”
普通球員也是穩定的。
Q4：所以女足是所謂“舉國體制”項目嗎？
這里不做直接做“yes or no”的直接判斷，還是講幾個例子。
首先，前面有提到女足球員是要在體制內的體育局等單位拿工資的。
另外，還有一個現象很有意思，就是即使在疫情之后，女超俱樂部的支出仍遠高于疫情前的收入。
為什么呢？
我們找到了一份2019年發布的“關于增加和調整《中國足球協會職業俱樂部準入規程》部分內容的通知”，規定在2020年度中超年度準入審核中，將女足隊伍建設從“C標”（倡導性標準）升級為“A標”（強制性標準）。
“沒有女足的俱樂部將不能取得中超聯賽的準入資格。”
“申請準入的俱樂部必須保證女足隊伍的資金投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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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超俱樂部每年的投入不得低于1500萬元，不得高于3000萬元。”
以上均為文件內原文。
從結果來看，這份補充準入文件里對投入量級的要求可能“嚇退”了不少原來準備接觸女超球隊的中超俱樂部投資人。
再加上中超各隊受到了疫情+房地產震蕩雙重打擊，目前來看，大部分女超球隊都由各地體育局接管。
這樣的情況下，最后一件故事就出現了：
2021年，中國女足以“奧運混合隊”參加了第14屆全運會，并最終奪冠。根據多家媒體當時的報道，將會這支隊伍得到的金牌，按照成員分配到各省代表隊的成績中。
雖然這件事本身挺奇葩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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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過如果地方真的一年在女足方面上千萬的投入，那么不合規律地要求成績也就講得通了。
Q6：為什么短短半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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奧運會和女足亞洲杯反差這么大？
除去在“奧運混合隊”名單中自損戰斗力之外（如今在英女超踢球的唐佳麗就落選了），還有比賽性質不同以及隊伍整體狀態不同兩個原因。
首先，中國女足乃至整個亞洲女足的水平，逐漸被歐美頂尖水平拉大了差距。
無論是2019年的法國女足世界杯（24隊參賽），還是2020東京奧運會女足比賽（12隊參賽），都沒有任何一支亞洲地區球隊進入四強。
另外，由于西亞社會的原因，亞洲杯基本就是東亞三國（朝鮮本屆未參賽）+澳大利亞之間的內部競爭。
所以，擴軍后12隊的亞洲杯，和同樣是12隊參賽的奧運會，難度根本不是一個檔次。
不過奧運會上3場丟17個球出局還是太夸張了。這就要提到第二個原因：隊員整體狀態。
這屆亞洲杯最大的觀感就是，盡管中國隊的打法整體沒有發生改變，但球員在場上呈現出了“氣質”和奧運期間完全不同，和幾天在世預賽中的另一支球隊也大相徑庭……
我不是很喜歡“拼搏精神”這種形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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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覺得這樣顯得球員太艱苦了，其實她們完全呈現了一種快樂和自信的狀態。在場上敢控球、敢拿球，不怕球丟在自己腳下，甚至可以快速忽略掉已有的失誤，專注到下一次機會上。
不知道各位是否還記得，在肖裕儀打入絕殺進球前的那個防守場景，中國隊剛剛在后場連續用撲救和封堵化解了韓國隊的一次絕佳機會。
而這些自信和快樂最重要的來源，是現任主教練水慶霞。
Q7：水指導最大的不同是什么？
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，她是中國女足歷史上真正的第一位“本土女性專職女足教練”。
可以簡單回顧一下此前的中國女足教練史：
1。本土男性女足教練（2003年前）：這是一開始的模式，也在那個時代締造過鏗鏘玫瑰的輝煌。這些男帥在執教女足國家隊之前，是有地方女足隊帶隊基礎的。
2。第一次本土男性男足教練（2003-2005）：這一階段開始嘗試讓男足教練（履歷相對普通）直接接手女足國家隊，戰績下滑明顯。
3。外籍女性女足教練（2007-2008）：中國女足第一次嘗試外籍教練，然而兩位教練均在2008年奧運會前離任）
4。回到本土男性男足教練（2011-2015）：和上一次用男足教練不同，這一階段的兩名男足教練屬于“資歷淺潛力高”的類型。不過從他們隨后的發展軌跡來看，男足教練執教女足，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他們很難真正把女足當成長期事業。
5。外籍男性女足教練（2015-2018）：這一階段里，中國女足在2015年世界杯和里約奧運上的表現超出了預期，也可以認為是本屆女足亞洲杯冠軍班底開始走進大眾視野。
6。第三次回到本土男性男足教練（2018-2021）：和前兩次相比，這一次換成了在男足領域已經取得過一定成績的男足教練。但也第三次證明了，這并不是一個好辦法。
最后再次回到“專職女足教練”，除了業務層面的熟悉程度外，最大的特點就是懂球員、愛球員、也的確把這件事當成了長期的事業。從個體的角度證明了，選擇專職女足教練是多么的重要。
Q8：中國男足有什么值得借鑒的嗎？
從整體來看幾乎沒有。如前文所言，整體的管理和發展模式差距較大。
不過從微觀操作的角度來看，任命合適的主教練、不要給予球隊一些奇奇怪怪的目標和壓力，還是可以借鑒的。
回顧男足12強的發展，可以看到中國隊的換帥時機和原因都非常欠妥，新任主教練幾乎沒有出線這樣明確可操作的競技目標。如果唯一的要求是某一場比賽不要“添堵”，那么如此“過度激勵”的結果往往就會物極必反。
Q9：女足未來的發展方向是什么？
從歐洲女足近年取得的巨大進步來看，職業聯賽顯然是一個重要的推動力。
2021-22賽季開始，Sky Sports為女足英超支付了1500萬鎊的媒體版權費用（約1.27億人民幣）
2022-23賽季開始，巴克萊銀行冠名女足英超（打包權益包括女足足總杯）的總價為3000萬鎊（3年總價）
這是中國女足聯賽（甚至疫情后的中超）達不到的收入水平。
不過在國內市場化職業聯賽尚未摸索出明確收入模式的環境下，強行推女足聯賽“加大投入”未必就是正確的唯一答案。
根據微博博主@中國海外球員新聞 統計：2021-22賽季，共有唐佳麗、楊淑慧、沈夢雨、沈夢露4名女足球員在海外聯賽的一線隊有過出場記錄。
在國內聯賽尚未探索出更好發展模式的情況下，主動走出去是一種不錯的選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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